许永松和庞爱民在保护站化冰取水

导语：

　　本书是绿色江河志愿者在可可西里的亲身经历、真情实感铸成的文字，他们的讲述让读者能触摸到可可西里的真实，让读者感慨康巴汉子真枪实弹血性男儿的顽强与坚韧……

我的志愿者生活

　　许永松

　　2002年12月19日的傍晚时分，我一个人走在北京南池子大街冰冷的马路上，眼中的泪水终于没有控制地落了下来。

　　因为白成！

　　因为白成的死！

　　也许，那个时候已经没有什么人记得他是谁了，没有人知道他是在什么时候离开了这个世界……我的朋友扎多告诉了我白成的死讯，但他也只知道，他死在这一年的夏天，死在家乡治多，是喝酒喝死的！

　　这位“野牦牛队”的汉子最后真的是喝酒喝死的！

　　一

　　2000年6月3日，我下了火车，背着背包冒冒失失地来到“野牦牛队”在格尔木南郊的驻地，一个又高又黑的藏族汉子问我找谁。得知我的来意，他热情地带我到靳主任家，安顿下来之后，我们一起坐在街边的台阶上聊天，谈话当中，他变魔术一样从口袋里掏出一袋塑料袋装的青稞酒，用嘴咬开，然后递过来——那是我喝的第一口青稞酒。

　　他就是白成——来“野牦牛队”前是治多县的一位藏文教师，还给县政府做藏文翻译。那个时候，“野牦牛队”已经处于内忧外患的境况之下，白成也开始了“借酒消愁”的日子。

　　没有想到，和白成同样的痛苦，在我与“野牦牛队”共同生活的近一年的日子里会同样一直伴随着我：听到了太多的“野牦牛队”财务混乱等等的传说；看到了他们确确实实存在的制度和执法规范上面的不规范；亲历了“野牦牛队”被撤并；然后看着9个队员因为“卖藏羚羊皮”被捕入狱……

　　所有的一切，都是对我最初理想主义的无情打击，到我离开可可西里的时候，深深的绝望之中还是有着一丝希望，因为毕竟还有20多个“野牦牛队”的队员加入到可可西里保护区管理局，坚持战斗在可可西里，藏羚羊还有希望。

　　如今，并入到可可西里保护区管理局的这些“野牦牛队”队员也都基本回家了。而我，曾经一度声称要做“野牦牛队”一名普通队员的我，如今已完全告退，在一个灯红酒绿的大都市中过着“腐败”的生活。有时候，我甚至觉得自己很可耻。

　　那年，去可可西里的理由很简单：一种纯粹的理想，一种来自内心的渴望和需求，一种对爱与恨的简单宣泄。一方面是因为可可西里极端的气候条件和绝美的风景，一方面也以为那里只有一种简单分明的是与非——盗猎与反盗猎。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这还是一种逃避，逃避我对于这个复杂世界的某种迷惑、疑虑以及不满。但下定决心以后，我才知道事情并不如我想象的那样简单。那时候，“野牦牛队”已经走过最辉煌的时期，被解散的威胁一直存在；而“野牦牛队”内部，由于两位主要领导在处理问题方式上意见不统一，也让各种传言乘机四起，“内部财务混乱，捐款使用不当”的传言甚至同时动摇了许多支持者对“野牦牛队”的信任和队员们对梁书记的信任。

　　二

　　在格尔木完成一个星期的高原适应之后，我就搭上仁青和尕玛的吉普车，前往“野牦牛队”设在可可西里腹地卓乃湖边的哨卡。同行的还有野生动物摄影师奚志农和人类学学者杨建华。他们俩多次来过可可西里，是“野牦牛队”的老朋友了。奚志农这趟来主要是为了拍摄藏羚羊产羔。

　　每年六月份，怀胎的藏羚羊都会千里迢迢赶到青藏高原腹地几个固定地点产羔，卓乃湖就是其中主要的一个。这时候会有成千上万只母羊在这里聚集，非常壮观。但盗猎分子也经常在这个时候进山偷猎，一旦得手就会有数百甚至上千只藏羚羊被猎杀。从1996年开始，每年这个时候“野牦牛队”都在卓乃湖附近建立了哨卡，对周围地区进行控制和保护。对于我来说，那里就是前线。

　　一路上都是尕玛开车。尕玛来可可西里之前帮人跑长途货车，一个月至少能挣两三千块。他说来“野牦牛队”的理由一点都不高尚，只是想着这是一个正式的单位，干上一段时间能够转成正式工。在他们家乡，人们很看重这个。但他没想到的是，干了5年多了，还是临时工，还拿着两百多块钱的工资，转正的事遥遥无期，只是感觉越来越离不开可可西里的藏羚羊了：“在山里看到它们，就象看到自己家养的羊儿一样，真的很心疼”。

　　卓乃湖哨卡搭建在一条溪流边上，就一顶帆布帐篷，海拔4500左右。由于一路上陷车、挖车耽误了时间，我们第二天下午4点多才赶到。溪流对面远处的山坡上就有藏羚羊。我们几个因见到了藏羚羊而兴奋，卡子上的江文扎西和桑周在这里已经快一个月了，因见到我们几个活人而兴奋。那个晚上，7个大男人就挤在本来只够5个人的帐篷里。我根本睡不着，太挤了。第二天我便要求睡在吉普车上，这样每天晚上都可以看着漫天星斗入睡，虽然要努力蜷缩起身体，但也绝对是一种享受。

　　6月17日，奚志农按原计划要回云南。奚志农的拍摄并不顺利，大批藏羚羊产羔的时间还没有到，羊群还没有大量聚集。杨建华也要去兰州，尕玛和江文扎西要去看病，桑周则要下去探望很久不见的母亲。他们的车走后，哨卡上只剩下我和仁青。可可西里对我们并不友善，帐篷里白天被太阳暴晒到三十度，晚上却在零度以下。这倒不算什么，对我来说更要命的是孤独，对仁青来说最糟糕的则是口袋里的香烟渐渐枯竭。第三天晚上他已经把帐篷周围所有能找回来的烟屁股都抽干净了，然后开始把报纸卷巴卷巴点上火……

　　晚上，发电机关闭后，帐篷里一片漆黑，周围寂静无比。仁青照例会讲他们反盗猎的故事。而我却总是走神，将小口径步枪放在身边，来回一遍遍地清点全部的40多颗子弹——什么时候会是我的第一次战斗？

　　6月20日深夜一点多钟，仁青把我叫醒，他听到有汽车的声音。第一反应是：“盗猎份子！”。从帐篷的窗户望出去，我们看到了车灯的亮光，依稀有两个车向卡子驶来。

　　“我们怎么办？”摸着黑，子弹已经上了膛，我问仁青。

　　“走，穿好衣服，我们上去看一下。”

　　套上外套，拿上了所有的子弹，我们就迎着灯光走了上去。有一种“壮士一去兮不复返”的豪情。心嘭嘭直跳。

　　仁青关照我说：“他们可能已经看到我们了，如果他们开枪，你就马上卧倒，不会有事的。”我反而开始害怕，想起来要给自己壮壮胆子，问仁青能不能先朝天放上几枪。仁青不让：“上坡再说。”

　　爬到坡上，找到有利地形，仁青好像松了一口气：“这么多车，应该不是盗猎份子。”好家伙，居然有四个车，当时我有点晕。

　　这时候车灯同时熄灭了。月光下，四个黑乎乎的车影，显的格外可怕。

　　仁青开始喊话：“你们是干什么的？”

　　对方没有答腔，一个车的车灯重新亮了起来，依稀看到车里还出来一个人。

　　硬着头皮继续往前走，最后是虚惊一场——这帮人和治多县地矿局签了合同，是准备到可可西里捞卤虫的。

　　第二天卡子上热闹非凡，梁书记带着队伍顺着昨天这帮人的车印子追了上来。晚上12点奚志农和杨建华又返回来。为了拍摄藏羚羊产羔，奚志农推掉了原定去云南的计划。临睡前，他告诉我，在格尔木的几天里，他和杨建华看过“野牦牛队”的账本，所有的捐款开支都一一列得清清楚楚，没有什么问题，弟兄们疑虑也基本上消除了。梁书记还同意，由我在网上公布“野牦牛队”的账目情况。真是好消息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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