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

　　2000年底，对于“野牦牛队”是悲喜交加，喜到了最高点，悲也到了极致。12月14日，“野牦牛队”毫无争议地荣获了中国环保最高奖金的“福特汽车环保长城奖”！，奖金30万元。颁奖现场，梁书记宣布30万的奖金将全部用于可可西里藏羚羊和其他野生动物的保护工作——在可可西里这么多年了，他知道那时候山里盗猎的情况。千里之外的“野牦牛队”队员也一样知道，他们聚集在我小小的笔记本电脑的屏幕前收看现场的网上直播：“现在好了，终于又可以进山了，我们这次一定要把可可西里好好地看个遍！”

　　万万没想到的是，一周后接到了玉树州打来的电话，要求梁书记立刻去州上。直觉告诉我们，一直担心的“野牦牛队”撤并的决定终于要来了。

　　梁书记刚从北京回到格尔木，就和靳主任、吕长征带着我赶往玉树。青康公路在群山和草原之间起起落落，车窗外，雪原上徘徊着几只大灰狼，山坡上闪过一只狐狸的身影，每个电线杆顶端则落着一只鹰。冬季，这里是肉食者的天堂。

　　整整两天，走了1600公里颠簸的山路，其实我们心理都明白，这是去接受这样的一个决定：撤消“野牦牛队”，部分正式职工和全部的临时工并入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管理局。当天晚上，我在玉树的结古镇大醉又大哭一场。

　　梁书记和靳主任却相对平静：作为地地道道的政府派出机构(而非有些人误认为的“民间组织”)，“野牦牛队”从领导到队员都无条件接受上级的安排。队员们也早已经明白，既然可可西里保护区管理局在几年前就已经成立，“野牦牛队”撤并只是早晚的事情。回到格尔木，撤并工作顺利得出乎我的意料。

　　撤并完成后，队员们来到昆仑山口索南达杰的纪念碑前，给索书记献上哈达，敬上酒，在零下30度的瑟瑟寒风中，全体队员在碑前宣誓：“不管人在哪里，都愿继续为藏羚羊的保护流血流汗！”

　　5年前的他们，每人凑了300块钱，买了必须的帐篷、食物，在西部工委第二任书记扎巴多杰带领下来到可可西里的时候，也有过一次保护藏羚羊的庄严宣誓。那时侯，队员们都知道除了治多县解决其中小部分正式职工的工资之外，政府几乎不会再给“野牦牛队”一分钱的拨款。

　　5年多的2000个日子里，在常人几乎难于想象的艰苦条件下，“野牦牛队”在可可西里无人区巡山上百次，抓获盗猎藏羚羊团伙92个，收缴藏羚羊皮8000多张。这几乎占到青海、西藏、新疆三省区全部藏羚羊反盗猎成绩的一半。在反盗猎的斗争中，有人牺牲了，有人离开了，但29名弟兄坚持到了撤并的那一刻，坚守了当时的诺言。

　　这5年中，辉煌、敬意、谣言和误解伴随着“野牦牛队”。

　　最初的责难是由于“野牦牛队”出售缴获的藏羚羊皮张。从表面上看这是难于原谅的，但事实上当时“出售”却是当地有关部门处理罚没皮张的惯例。而扎巴多杰做出这样的选择，内心也十分矛盾。在初期，按照西部共委成立时与治多县政府的约定，“野牦牛队”通过对金矿的管理收取管理费和资源费，来筹集反盗猎资金。1996年，由于目睹了采金对自然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，扎书记坚决清退了可可西里内几乎所有的采金人员，这等于断了自己的经费来源，“野牦牛队”的经济状况因此更加糟糕。万般无奈之下，扎书记才决定“以赃制盗”，用卖皮子的钱维持反盗猎。98年北京演讲期间，扎书记向有关部门专门解释了相关情况，并表示只要有起码的财政拨款，“野牦牛队”坚决停止“以赃制盗”。遗憾的是，在扎书记回到家乡玉树的第二天，就在家中因为近距离中弹去世，壮志未酬。扎书记去世之后，“野牦牛队”开始收到社会较大金额的捐款，梁书记果断地停止了藏羚羊皮的出售，将之后缴获的藏羚羊皮全部销毁或封存。

　　但最后，一种细小又值钱的浮游生物——卤虫又成为对“野牦牛队”发难的依据。2000年年初，“野牦牛队”巡山时，在鲸鱼湖附近遇到一辆吉普车，他们是进入可可西里捕捞卤虫的，手中有和新疆某机构签定的捕捞合同。由于担心这样的捕捞行为会对环境产生严重的破坏，“野牦牛队”将这辆吉普扣留，等待上级的处理意见。一起进山的《中国环境报》记者还打算将合同的副本带回北京，准备将捞卤虫的事情进行曝光，以杜绝以后的开采行为。但回到格尔木，治多县的指示却是无条件放车放人。然后，治多县专门派出地矿局的几位领导来到格尔木，经可可西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同意后，和几位老板签定了鲸鱼湖、移山湖、苟鲁措湖等湖泊的卤虫开采合同，总共收取资源费近30万元。

　　正是这几份合同，打开了可可西里卤虫开采的大门。

　　而作为治多县委的派出机构，“野牦牛队”无可推脱地要承担维护湖区治安、保证开采者“合法”利益的责任。但卤虫开采对于湖区环境的破坏是显然的，正是地方政府某些人的这种短视行为，给“野牦牛队”造成了最终损害，也使有关部门找到了撤它的“决心”。

　　“野牦牛队”大部分队员并入可可西里保护区管理局在当时看来，这已经算一个不错的方案了，至少在可可西里出生入死5年多的一帮队员有了一个归属，没有被直接解散，还能够在可可西里继续战斗，保护他们的羊群，还能够继续拿一份比原来高三倍的工资(合并前为210元，合并后为600元)。如果直接解散“野牦牛队”，他们很可能都要两手空空地回到老家。

　　……

四

　　第一次见到杨欣是在北京春天一个漫天沙尘的日子，再见到杨欣时，他正带领志愿者在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安装发电设备。8月份藏羚羊正在换毛，没有猎杀价值，“野牦牛队”不需要进山巡逻，我作为志愿者成为保护站第四次扩建的一名壮劳力，在保护站一干就是半个月。至此，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在经过绿色江河4年的建设后，设施已经非常先进了，除了住房、厨房、厕所等基本生活设施以外，还装备了2000多瓦的风光互补发电设备、太阳能取暖设备、全自动柴油锅炉取暖设备、电脑、卫星电话，其中保护站28米高的了望塔成为整个地区最高的建筑。杨欣创新务实的工作方式，让我十分钦佩。

　　也就是在“野牦牛队”的撤消的这一天。绿色江河酝酿已久的“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”志愿者机制正式启动，保护站迎来了第一批志愿者，他们将在保护站工作一个月，然后由下一批志愿者接替。我作为一个特别志愿者加入到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的志愿者行列，度过我在可可西里最后3个月的时光。

　　志愿者的生活既枯燥又十分精彩，青藏公路沿线的野生动物调查、保护站日常维护都要由我们三个志愿者来完成。同时，为了更好开展工作，杨欣与保护区管理局局长才嘎商量后，派出一名原“野牦牛队”队员参与保护站的管理。

　　1月底，可可西里迎来罕见的沙尘暴，连续数日。在野外调查过程中，沙子打在脸上比刀割还疼，天地一片昏黄，好几次差点把我刮走，幸好我紧紧地抓住了路边的水泥秆子。第二天沙尘暴继续，下午杨欣接来了二月份的志愿者，他们在沙尘暴中赶路，车子的前挡风玻璃都被沙子打成了毛玻璃，油漆剥落，反光镜破碎。

　　2月份开始，保护站的吉普车故障不断，给工作平添了巨大的麻烦。修车和志愿者的交接工作，让我每月都要回格尔木几趟。没有转到可可西里管理局的几名林业派出所的干警和梁书记、靳主任都在准备回治多县。治多县派来了官员接收“野牦牛队”的财产和武器，气氛悲壮。

　　3月2号，我听到了“野牦牛队”3位队员被抓的消息，他们分别是靳主任、吕长征和彬巴，另外还有当时没在格尔木的5位队员也已经被批捕，原因是在1998年3月他们一起卖掉了94张藏羚羊皮。很早以前我就已经听到过这样一件事情，当时，队员半年没有拿到每月210元的工资。于是，靳主任不经扎书记同意，作出了这个决定，并将钱分给了那次进山的人员。扎书记知道这件事以后，马上电话请示了上级有关领导，经同意后在单位内部进行了严肃的处理，让他们退回了全部款项，还罚了款。彬巴拿到钱以后还了以前的债务，所以退款和罚款都在以后的工资里扣除，直到“野牦牛队”被解散以前，他都没有再拿到过全额的工资。

　　无奈的是，我知道，从纯粹法律的角度来看，这几个队员确实是违法了……

　　最后被捕的有9名队员，最可怜是他们的家属：彬巴、尕仁青、吕长征、扎西才让四个人都已经成家并且有一到两个小孩，除了他们的工资，家里再没有任何收入，一出事，家里就揭不开锅了。

　　彬巴不到一岁的孩子这个时候又病了，肚子里长了东西，肿起好大，每天发烧，格尔木医院的寒梅大夫诊断要到海拔较低、医疗条件较好的城市开刀。

　　这时候，我已经身无分文。只得向关注支持“野牦牛队”的朋友们发出了求援信，将这些队员的处境和彬巴孩子的病情通报给他们。我的求援邮件被着急筹款的好心朋友公开贴在了网上。最后收到的捐款是10470元，给9名被关押的队员家属各送去300元之后，剩下7770元给孩子治病。

　　我知道自己该离开了。绿色江河从成都派来的专职管理人员高兴到达保护站接替我的工作，最后要做的几件事情是安排好三、四月份志愿者的交接，把捐款交到生活困难的队员家属手中，带彬巴的孩子去西宁治疗。

　　4月7日，从队员们南郊住地和彬巴孩子和彬巴媳妇一起出来，准备去车站的时候，家属们都出来送行，拿来洁白的哈达，戴在我脖子上。当时心里面的滋味到现在依然难于形容。

　　在青海省人民医院，由于手术风险非常大，孩子母亲选择了回格尔木保守治疗。7770元最后分成三份，一份再次用来接济家属，其余的分两次交给彬巴媳妇用于孩子的治疗。孩子最后坚强地活下来了，肿瘤也已经渐渐消去了不少。

　　除了彬巴和扎江因另案被判刑以外，其他被捕的7名队员最后相继被判缓刑释放。除了靳主任退休以外，其余队员又都回到可可西里保护区管理局，继续藏羚羊保护的工作。

　　文章选自《亲历可可西里10年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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